如何获得“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近来，中国外交活动之热有如夏日。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外国领导人亦络绎来华，尤以两次活动引人关注。一是7月9-10日在北京举行的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二是即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巴西举行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 。前者是观察中国与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关系的窗口，后者将反映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如何共同发展。结合起来，两次活动将充分展现中国对外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呈现若干新特征。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内外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在7月9日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 习近平 主席强调，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 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我们深以为然。这是中国面临的繁重的改革和发展任务所决定的。而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通过和平稳定的内部环境来创造的。为此，要切实全面深化改革，把自己的事办好。处理好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则将为推进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有益的外部环境。

　　金砖国家强化合作，地位提高，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舞台的重要趋势。自2009年6月首届“ 金砖四国 ”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以来，金砖机制已然成型，且合作领域呈现突破经济范畴之势。金砖峰会创始之初，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金砖峰会要求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11年的中国三亚峰会上，加强金砖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成为一大亮点，首次推行本币贸易结算，试图减少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贸易结算单位的依赖。去年的南非德班峰会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筹备建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即将举行的巴西金砖国家峰会，则将加快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构建金砖国家自己的金融安全网”。此外，金砖合作在 网络安全 、 反恐 等领域也多有涉及。

　　这些努力，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当今世界一系列政治经济架构安排的不满，在一些国际关系观察家眼中，甚至被视作挑战现有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其实，这些举措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纠偏或校正。特别是中国，作为“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并无意愿颠覆既有秩序。这一点，在7月9日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得到印证。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

　　近年来，围绕中国对外政策是否继续奉行“韬光养晦”路线存在争论，焦点是中国是继续相对低调地处理实力发展后带来的利益冲突点，还是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强势、高调地应对这些利益冲突，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议。

　　目前看来，认定中国已然抛弃“韬光养晦”的方针，至少证据不足。看待中国与外界的争议，除了看它做了什么，还要看它没有做什么。以中国现有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在相关争议领域表现得更为进取，但是，中国迄今一直保持了克制，这反映了中国决策层有着更为全面深远的战略思考，如习近平所言，“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但是，所部署的重大任务大多涉及改革久推不进、性质异常复杂的领域，有些尚未破题。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长期积聚的矛盾正在集中显现， 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局部金融风险也不时显露。因此，举国上下需要心无旁骛、攻坚克难。说到底，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通过和平稳定的内部环境来争取实现的。

　　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如果“中国发展还处于可以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基本判断依然成立，过去行之有效的一整套对外政策也应基本延续。对于正当的国家利益须坚决捍卫，对外部强加的挑衅有必要有理、有利、有节地还以颜色，此即“ 不惹事，不怕事 ”。不过，底线是决不能让外来扰动因素再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几大经济体各有各的难处，没有任何一国有能力对中国发起全面遏制。国内个别论客夸大外部威胁，不时发表自大躁进言论，决策者应对其保持清醒和警惕。

　　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世界、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这个重大问题，过往30年，中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在全球实力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亦当一如既往，交出优秀答卷。

　　（本文为2014年7月14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27期社评）